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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未来国内房地产走势最重要的因素肯定是政策因素。因为从目前看，现在对房地产业，远远不再是一个行业管理与调控的问题，它已经上升为国务院层面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需要，做出政治选择的问题，而作为房价的问题也不仅仅只是经济问题，归根结底它甚至已成为一个精神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政策与市场，在当下中国房地产领域就像风和水的联系，风动则水动，假使继续执行2009年初政府确定的政策，作为市场中的房价就还会风生水起、水涨船高，进入2010年，突变风向的“国十一条”政策又将会对未来楼市这池水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从住房制度的演进看政府在房地产管理中承担的责任

现代住房制度起源于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出现。之前的政府是不介入解决住房问题的，在现代住房制度出现前，政府对住房管理的职责只是，一为承认住房是其拥有者的私有财产，政府的职责是保护住房私有权不得受到侵犯，管理形式表现是政府给住房拥有者发放房契，作为既作为对住房所有权的确认，又借以向业主收取税金；二是明确宣称住房是生活消费品，应由居民自行解决，政府不应管居民的住房问题，于是就出现了就算“贫无立锥之地”，政府也无须承担责任。但随着之后城市化进程的出现和加快，政府不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旧住房制度就开始因大批城市新增居民无力买房而受租房房主的高租盘剥形成严峻的社会问题，并因此受到社会抨击，从而开启了政府由不管转为要管居民住房问题的现代住房制度，并把解决好居民的住房问题作为政府职责。

现代住房制度体现为按梯度消费原则，以居民经济条件为基础，推行住房分类供应体制。即：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等收入者供应含有较少社会保障的商品房，对低收入者供应含有较多社会保障的廉租房。这一制度既坚持了政府要管住房问题的宗旨，又摒弃了政府若大包大揽而超过自身承受能力，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新制度合理要求居民在住房消费上应各尽所能，实行不需补贴的不补，该少补的少补，该多补的多补，有利于有重点地解决好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并减轻政府负担，这一制度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

以现代住房制度的原则来看，政府在房地产管理中的职责并非是要将房地产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实行对市场运行的直接干预，而是远离房地产市场，通过实行投入分类社会保障，以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为重点。而对于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通行的做法是用为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创造的税费收入补贴中低收入者得以获得租房，世界上率先推行现代住房制度的英国，当时推行的新住房制度内容即针对解决的是住房租金制度。及至目前发达国家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及中等收入者已经基本具备按梯度消费原则购（租）住相应住房的能力，政府也对其投入的社会保障随之不断减除，未来的住房制度又将演进向国民普遍较高经济条件基础上的，能适应广大居民都能自己解决好住房问题，重点保证居民住得更加舒适的制度。

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人民收入，特别是中中、中下收入者的收入相对较低，政府管住房的重点就是要推行住房分类供应制度，使之成为住房制度的主体。

二、房地产“政策市”的成因

既然现代住房制度明确国家承担的是社会保障责任，为何国内影响房地产市场走势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政府的政策，这得由我国实行土地国有制说起。土地国有化作为马克思理论所阐述的“社会必然性”，被认为“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见卡·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原载1872年6月15日《国际先驱报》，收录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而在及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房地产行业，就造成商品房价中发达地区50%是土地出让部分，一般地区也要占到30%的状况。如果把国内房价构成当中直接的土地收益，再加上与土地有关的收费和售房的收益，再加上房地产相关交易的收益税费，全国人大曾经有一个研究报告，认为这些税费大约占到了房地产销售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几，也就是说最后政府拿走的房地产收益是百分之七十几。所以对于市场，百分之七十几肯定要负大部分责任，而不仅仅是近百分之三十的部分来负责，政府直接以政策影响市场形成政策市也因此无法回避。

从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起伏看，基本就是调控政策的轮回。如果一二季度房地产市场萎缩，那么三季度肯定就会有促进市场的政策出台，随之四季度楼市又会慢慢回暖。在对房地产市场的所有预测中，政策俨然成为最难以确定的因素，同时也干扰了市场经济规律，这是由于政策对于市场同样存在无法规避的与差异化相悖的一刀切局限，以及市场因有建设周期对政策短期内缺乏弹性等原因造成。

对于“一刀切”现象，最典型的如2006年6月“国六条”中关于执行90/70政策，从后来的实施情况看，这条政策几乎相当难以执行，直到现在都无法明确对“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到底其指的建设总量可以通过哪种有效措施裁量，以致最终成为空谈。而这次也由于最后住建部无法解决对于“改善型住房”的衡量标准，为方便操作，“国十一条”中干脆不再提“改善型”说法，只采取以每户家庭享受房贷次数界定的一刀切做法，无疑在抑制投资投机性住房消费的同时也加重了居民用以提升改善自住条件的成本。

三、“国十一条”仍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

从分析来看，国务院下发的“国十一条”并非着力于“突破”，而是更多重申既有政策的落实与执行的一次细则。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用我们制造问题时所用的同样的思考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解决不了问题”。“国十一条”在对形成高房价的体制根本问题上基本都未触及解决，如要从根本上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就必须涉及以下制度的思考：

（一）调整现行分税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权减少了，事权反而在增加。地方政府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但它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扰。目前，地方政府基本上就是通过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来填补这个资金缺口，因此，从利益驱动方面来看，地方政府并没有抑制房价的动力。要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分税制进行调整，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二）改变现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
现在主要以GDP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高的GDP增速，就会利用土地供应垄断权越来越成为一个逐利型政府，依靠土地转让与土地征收之间的差额，换取GDP增速，使房地产价格上涨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可参考60年代日本在承办东京奥运会与大阪世博会期间着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并重提高国民收入和教育水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同步，促进消费与投资共同构成经济增长动力源，对地方政府政绩应把提高地方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速联系考核。调节房地产市场的结构，归根到底在于调节收入分配的问题，在保持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对房地产市场结构的调节，只能使得市场机制进一步扭曲。

（三）纠正现行房地产管理制度中的不利做法
“国十一条”针对“捂盘囤房”问题，要求“已取得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但这一政策在实际市场运作中技术执行的难度却非常大，同样可能成为“空话”政策。而实际上，从1995年起正式施行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确立商品房预售制度起，至今并无完善起针对商品房预售模式的监管制度，相反预售制度却成为导致中国房价反复上涨和房屋质量低劣的根本原因之一。开发商因为通过预售收回了投资，获取了利润，就会失去提高房屋质量的动力，而在提前收回投资后，有可以为耐心囤积居奇，推高房价，获取暴利提供实力。即使说存在预售房制度的“国际惯例”，但其做法与国内的截然不同，“国际惯例”是购房意愿人的订金应交由非开发商的第三方保管，如果在住房正式竣工前，买房者改变购房意愿，订金必须无条件退回。而我们的预售房制度却带有很强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缺陷，成为抬高房价的、损害交易公平的工具。

（四）转换现行解决住房问题的思维
为了达成政府对于承担住房社会保障的责任，让低收入者“居者有其屋”，“国十一条”的核心是调控房地产供求，包括增加土地供给，提高第二套房首付比例，遏制投机性的“囤房囤地”，加大经济适用房的供给，最后也提到了廉租房。显然，“国十一条”依然沿用的是居民“拥有”住宅的传统思维下的楼市政策调控，如果把买房“拥有”解读为“刚性需求”，供不应求就无法改变，房价下跌就只能是幻想。因此，“国十一条”仍不可能从根本上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而只能“降温”楼市，让房价的上升趋势从“过快”下调到“平稳”。近年对于推广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一直存在争议，这不仅因为经济适用房制度本身存在把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变成弹簧床的错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算真正鼓励低收入群体贷款买房，也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次级贷”市场而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将来破灭的导火索。把“居者有其屋”解读为“拥有”的传统思维和政策调控，会在源头上加剧城市房产的稀缺性，只有从租房产业化入手，才能真正遏制中国楼市的泡沫化上升。所以政策调控应该从“打压”地产房价，转变为“扶助”租房产业，只有逐渐改变国民的居住观念，用高房价创造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其他税费收入补贴国营民管的租房产业，才可真正解决目前住房引发的社会矛盾。

如果始终不重视这些制造问题的制度问题，不转变思考做出转型，调控就始终只能在“政策市”里轮回，并必然导致越调控房价越涨的畸形结局。

四、从金融视角预测2010年楼市

类似“国十一条”政策，实际上尚并不能从根源上突破目前的房地产迷局，对市场心理上的影响要大于实质影响。但因为现在的房地产已远远不再是一个行业管理与调控的问题，对楼市形成直接影响的，第一是金融，第二是土地，第三是税费，第四是投资，其中尤以金融影响最大，所以只有当把“国十一条”政策与同期央行推出的金融措施结合起来看时，才能对市场分析更有价值。

房地产在现代经济中是一条特殊的纽带，将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具体表现为，房地产是一种重要的抵押品，房地产贷款是创造货币供应的重要形式，而货币则是现代经济运行必须的血液。央行表示2010年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高于正常水平就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环境，而土地供给的制度性难题又使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成为必然趋势，同时正在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创造出对房地产的刚性需求，这些因素都对房价起着支撑作用。如果单纯降房价的话，最为有效的就是加息或减缩房地产项目贷款数量，2009年与商品房成交量和价格皆大幅攀升相伴的是贷款基准利率从7.47下降到5.31，但加息从目前人民币的正向利率与升值预期来看，一旦实行，反而会更增加国际热钱流入，效果适得其反，而实施后者则会使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减少，影响到实体经济复苏，对经济增长不利。所以，2010年楼市应会以软着陆为重点，释放泡沫风险，防止泡沫向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蔓延。从最近公布实施的土地出让金首付比率提高到50%、收紧二套房贷、终止营业税优惠等政策看，对负债率高、融资不畅的企业，会因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和资金链压力而减少开发投资，对市场购房者也会增加楼市投机风险，自住购买者因此会观望气氛重新抬头，因此必然使商品房成交量呈现萎缩，但新房价格不一定会出现大的下降。

以临安商品房市场为例。2009年，临安市商品房市场与全国市场一样，表现为成交量和价格皆呈攀升，但开发投资和新开工面积仍处于低水平。去年，全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4.25亿元，与上年同比下降17.1%，房地产业投资占全市总固定资产投资15.77%。房地产施工面积131.25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3.2%，其中住宅施工面积105.69万平方米；房地产新开工面积27.1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6.0%，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22.57万平方米；房地产竣工面积33.5万平方米，同比减少35.3%，其中住宅竣工23.55万平方米。开发规模缩减，完成投资额和施工、新开工、竣工面积自2007年后已连续两年负增长，而商品房交易市场表现则供不应求。全年全市商品房上市量（预售许可证面积）为30.2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64%，其中住宅上市量27.7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66%。但全年商品房交易面积达到75.82万平方米，同比上升106.14%，成交总金额42.92亿元，同比上升135.56%，其中住宅交易量为70.87万平方米，计4808套，分别同比上升107.95%和110.32%。销售逾百套住宅的有17家楼盘，其中前五位分别是樱花府邸（448套）、燕东园（433套）、御景园（334套）、时代风景苑（303套）、翠紫苑（256套），年度商品房住宅均价为，多层3492元/平方米、高层4504元/平方米、别墅13378元/平方米，分别上涨10.78%、13.93%和15.7%，截至年底，市场累计可售商品房仅剩余38.4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仅余421套。全年购房者中，本地居民占62.16%，外地购房者所占比例比上年同期下降6.9个百分点，说明市场以本地自住刚性消费为主，整体投资、投机行为下降。成交商品房中，现房销售达到28.08万平方米，占总销售面积的37.03%；多层、高层商品房分别为2464套和2018套，高层类房屋将逐步有成为主力的趋势。与此呼应，全年二手房交易达到68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03.47%，新房与二手房成交面积比为1.115比1，说明市场正开始走向成熟。二手房交易中，住宅交易量47.92万平方米，计3888套，分别同比增加113.64%和123.19%，二手房住宅年成交均价为，多层2543元/平方米，高层3974元/平方米，别墅9334元/平方米，分别同比上涨29.08%、42.69%和13.57%。新房与二手房交易量均创历史记录。2009年土地购置面积136.33公顷，比上年增长19.26%，实现出让金15.37亿元，同比增加83.12%，成交均价75.14万元/亩，比上年上涨53.55%。全市房产企业2009年实现缴纳地税款占临安地方税收入总额的29.8%，房地产土地出让占政府性基金收入的60.25%，作为支柱产业的地位依然不容置疑。

目前中国金融不仅存在稳定楼价的需要，相对不发达的金融市场规模和特有的住房消费习惯也为暂缓房市泡沫破灭起到一定作用。

房地产天然不是投资品，但投资人却天然喜欢房地产，由此推高了房地产的投资属性，使房地产脱离了它作为消费品的定价标准。房地产作为消费品，其基本面定价的主要标准只有两个，一是10-15年的租金回报率，二是3-6倍的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美国《福布斯》将中国的楼市列为全球七大近在眼前的金融泡沫第二位。如果仅按这两个标准，国内楼市可以说都存在很高泡沫。从租金回报率看，目前临安新房基本低于4%，换句话说，租金回报率是接近30年收回资金；临安城镇居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2011元，比上年增长11%，农村为10735元，增长10.9%，不仅明显收入增长追赶不上房价上涨，而且房价收入比达到10以上。这样的数值比甚至和如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相当接近。所以，从房地产作为消费品定价的标准看，也可以客观认为存在楼市泡沫。

但由于中国迥异的住房市场，即使如此市场泡沫压力，其实际社会压力却小得多。

国内住房贷款规模仍然不大，负有住房贷款家庭比例不高。2009年临安房地产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7.52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72亿元，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1.8亿元；自筹资金6.7亿元，其中自有资金2.1亿元；其他资金来源20.21亿元，其中定金及预收款11.31亿元，个人按揭贷款仅8.45亿元，仅占成交总金额的19.68%。而且贷款买房者多为中高收入阶层，并且得到了父母和岳父母等帮助支持首付和偿还贷款，违约风险较低。何况中国房市贷款机制中，不仅放款相对保守，在信贷规模、利率和准入门槛方面亦受到政府管制。除非中央银行看到形势严峻，勒令银行收回贷款，导致房屋低价拍卖，房价急剧下降，压力才会传递到银行和房主身上，否则银行和房主则会拖到事情有转机之时，因而暂缓了房地产泡沫破灭。

然而，我们确实也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房市泡沫迟迟不破的根本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不成熟，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停地正走在通往成熟市场的道路上，并随着市场成熟而加重着泡沫堆积。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保持房价稳定的同时等待市场成熟，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最大挑战也在于如何才能抑制房价的暴涨而又不引发它的暴跌。总之，以上所述，即使政治层面不想房产价格继续上涨，但也不想房价出现大的下跌。所以2010年会是房价依旧高位运行，成交量则低位徘徊的总体态势。

2010年是庚寅年，按风水学讲，是上金伐下木之金虎年，上金为庚金，阳气极旺，凶煞气重，下为寅木，未能柔化庚金，反内藏丙火七煞于庚，引发上下交煎，互为攻击，不可言吉，因此注定股市大起大落，楼市大赚大浊。但据以上分析，基本可以确认，上半年房价下降的可能性不大，下半年会有所调整，但不会是崩溃的下降，然而由于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源问题，金融又客观造就“房奴”队伍不断扩容，这样与日俱增的泡沫犹如一颗定时炸弹，一俟市场成熟之日即是泡沫破灭之时。

克林顿国务卿2009年1月21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发表讲话，阐述互联网自由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宣布将把增进“连接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外交目标。以下是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国务卿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

2009年1月21日（星期四）

非常感谢，艾伯托（Alberto）。不仅要感谢你的赞誉和介绍，而且要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在这个重要机构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很高兴来到新闻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一座纪念碑，见证了我们最珍视的一些自由。我十分感谢能有此机会谈谈如何运用这些自由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各项挑战。

虽然我并不能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因为在这样的场合灯光照射我的眼睛，而你们都在背光处——但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和老同事。我要感谢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奥弗比（Charles Overby）光临新闻博物馆，以及我在参议院时的老同事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和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两位参议员，他们两位都为《表达法》（Voice Act）的通过作出了努力。这项立法表明，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政府部门，坚定地支持互联网自由。

我听说在场的还有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众议员洛雷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许多大使、临时代办和外交使团的其他代表、以及从中国、哥伦比亚、伊朗、黎巴嫩和摩尔多瓦等国前来参加我们关于互联网自由的“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的人士。我还要提到最近被任命为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nors）理事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所长沃尔特·艾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毫无疑问，他在阿斯彭研究所从事的支持互联网自由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的一个重要讲话。但在开始谈这个议题前，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过去八天来，海地人民和世界人民携手应对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这个半球曾历经磨难，但我们目前在太子港面临的困境鲜有先例。通讯网络在我们抗击这场灾难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用说，当地的通讯网络遭受了重创，在很多地方被彻底摧毁。地震发生后仅几个小时，我们就与民营部门的伙伴发起“海地”（HAITI）短信捐款活动，使美国的移动电话使用者能通过发短信向救灾工作捐款。这项活动充分展示了美国人民的慷慨。迄今，该活动已为海地的抗震救灾筹集了2500多万美元。

信息网络在救灾现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星期六，我在太子港会见普雷瓦尔（Preval）总统时，他的重点目标之一是要努力恢复通讯。幸存的通讯设施不足以帮助当地政府官员相互联络，非政府组织以及我们的文职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的运作能力都受到严重影响。高科技公司设立了互动地图，帮助确定救灾需要和目标资源。就在星期一，一名年仅七岁的小女孩和两名妇女通过发短信呼救被一个美国搜救队从坍塌的超市的残砖碎瓦下救了出来。这些事例只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

信息网络的扩展正在为我们的星球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系统。在海地或湖南发生什么情况时，我们其余的人都能从当事者那里实时得知。我们还可以实时作出反应。灾后迫切希望提供帮助的美国人和被困在超市瓦砾下的小姑娘以一年以前乃至一代人以前还想象不到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今天，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几乎整个人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中间任何人——或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孩子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拿出很多人每天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将这次讨论的内容发送给全世界数十亿人。

在很多方面，信息从未像今天这么自由。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今天都有更多的方式把更多的想法传播给更多的人。即使在集权国家，信息网络也在帮助人们发现新的事实，向政府更多地问责。

例如，奥巴马总统11月访华期间与当地大学生的直接对话包含了网上提问，突显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回答一个网上提问时，他强调人民有权自由获取信息。他说，信息流通越自由，社会就越强健。他谈到获取信息的权力如何有助于公民向自己的政府问责，激发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和创业精神。我今天来这里发表讲话正是出于美国对这一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的信念。

由于人们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新技术并非无条件地造福人类。这些工具也正被用于阻碍人类进步和剥夺政治权利。正如钢可被用于建造医院也可用于制造机枪。核能可为城市提供动力也可摧毁城市。现代信息网络及其支持的技术既可被用于行善也可被用于作恶。有助于组织自由运动的网络也能使“基地”组织得以煽动仇恨，挑起针对无辜者的暴力。具有开放政府信息和促进透明化潜力的技术也可被政府劫持，用于镇压异见，剥夺公民权利。

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对信息自由流通的威胁激增。中国、突尼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在越南，使用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站的权利突然消失。上个星期五在埃及，30名博客作者和维权人士被拘留。这批博客作者中的一位是巴塞姆·萨米尔（Bassem Samir）。他有幸获释，今天也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因此，一方面，这些技术的推广明显地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尚无法预知这样的改变将对世界人民的人权和幸福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新技术本身不会在争取自由与进步的斗争中选择立场。但是，美国要做到立场鲜明。我们支持一个允许全人类平等享有知识和思想的互联网。而且我们认识到，在世界上建立何种信息基础设施将取决于我们和其他人为之确定的性质。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我们确保思想自由交流的责任可追溯至和众国诞生之初。《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字字镌刻在这座大楼前那块50吨重的田纳西大理石上。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为捍卫刻在那块石头上的价值观付出了努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41年发表“四项自由”演讲时发扬了这些思想。当时，美国人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此外还有信心危机。但是，对一个人人都享有言论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没有贫困、没有恐惧的世界的憧憬冲破了他那个时代的重重困难。多年之后，我的楷模之一艾琳娜·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努力使这些原则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奠基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继往开来每一代人的北斗，引导我们、鞭策我们、促使我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勇于向前。

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反思这个传统。我们需要确保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我们的原则同步。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奥巴马总统讲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世界，让和平建立在每一个人固有的权利和尊严之上。几天后在乔治敦大学关于人权的演讲中，我表示我们必须探索途径，把人权变成现实。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二十一世纪的电子世界中保护这些自由。

世界上有许多其他的网络，有些帮助人员或资源的流动，有些辅助志同道合的个人之间的交流。但互联网是增强所有其他网络的能力和潜力的一个网络，因此，我们认为确保其使用者享有某些基本自由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表达自由。这种自由的定义不再仅仅是公民前往市政厅前的广场批评他们的政府，而不担心遭受报复。博客、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手机短信开启了交流思想的新途径，也为信息审查带来了新目标。

甚至就在我今天向你们讲演的此刻，某些地方的政府审查人员正在竭力将我的话语从历史的记录中删除。但历史早已作出裁决：这些手法注定失败。两个月前，我在德国参加了推倒柏林墙20周年纪念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各国领导人向这个屏障对面那些英勇的男女志士表示敬意，他们曾经通过散发被称为“地下刊物”（Samizdat）的小册子来阐明反对压迫的道理。这些传单对“东方集团”专制政权的宣传和用心提出了质疑。许多人因散发传单受到残酷迫害，但他们的声音帮助穿透了“铁幕”的钢筋水泥和带刺的铁丝网。

柏林墙象征着一个分隔的世界，代表一个时代。今天，这堵墙的一些碎片就陈列在这座它们理应归属的博物馆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就是互联网。它取代了分隔，象征着联系。但是，就在网络扩展到世界各国的同时，我们发现许多地方以虚拟的墙壁代替了有形的墙壁。

有些国家竖起了电子屏障，阻止本国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一部分网络。他们从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中删除字词、名称和短语。他们侵犯了那些发表非暴力政治言论的人的隐私权。这些做法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因为《宣言》告诉我们，人人都有权通过“各种媒体不受疆界限制地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由于这些限制手段的蔓延，一个新的信息帷幕正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降临。为穿越这种阻隔，个人视频和博客文章正成为当今时代的“地下刊物”。

正如过去的专制政权一样，有些政府正在打击那些利用这些工具的独立思考者。在伊朗总统大选后的游行示威期间，用手机拍摄的一位年轻女子遭血腥屠杀的斑驳画面成为通过数字技术对该政府暴行提出的控诉。我们已看到有报道说，当生活在海外的伊朗人在网上张贴对他们国家领导人的批评时，他们在伊朗的家人便成为报复的目标。尽管政府普遍采取严厉的恐吓手段，但伊朗英勇的公民记者们继续利用技术向全世界及其同胞报道他们国内发生的事件。伊朗人民为自身的人权呐喊，同时也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正在重新诠释如何通过技术传播真理和揭露非正义现象。

所有的社会都承认言论自由有其限度。我们不能容忍煽动他人从事暴力的人，例如此刻正利用互联网在全世界宣扬大规模屠杀无辜百姓的“基地”组织成员。那些以种族、宗教、族裔、性别或性取向为由攻击他人的仇恨言论也应受到严厉斥责。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均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进行抗击。我们还必须解决匿名发表言论的问题。对于那些利用互联网招收恐怖主义分子或传播被盗窃的知识产权的人，不能让他们将其网络行为与其真实身份脱钩。然而，对于那些为了和平的政治目的利用互联网的人士，这些并不能成为政府有计划地侵犯他们的权利和隐私的托辞。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言论自由可能是最明显会遇到各种挑战的一项自由权利，但并非仅此而已。信仰自由通常涉及个人与造物主对话或不对话的权利。这是一种不需依赖技术的交流方式。然而，信仰自由还体现了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人一起集会的普遍权利。在我们的历史中，这类集会常见于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和寺庙。今天，这类集会也可能在网上进行。

互联网有助于不同信仰的人消除相互间的分歧。正如总统在开罗所说，宗教自由对于人们能否共同生活至关重要。在我们寻求扩大对话之际，互联网蕴涵着巨大的希望。我们已开始使美国学生与全世界穆斯林社会的年青人为讨论全球性挑战相互联络。我们将继续利用这个工具，支持不同宗教社群的个人相互讨论。

然而，某些国家则利用互联网打击和压制宗教人士。例如，去年在沙特阿拉伯，一名男子因在博客上刊登介绍基督教的文章，被捕入狱达数月之久。哈佛大学一项调查表明，沙特政府封锁了许多介绍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的网页。包括越南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利用类似手段限制获得宗教信息的途径。

这些技术不得用于惩罚和平的政治言论，同样也不可用于迫害或压制宗教少数派。祈祷往往在更高层次的网络进行。然而，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等通讯技术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祈祷的能力，以及与拥有共同信仰的人集会和更多地了解其他人信仰的能力。正如我们促进其他生活领域的自由一样，我们也必须努力促进在网络上祈祷的自由。

当然，还有无数人的生活并没享受到这些技术带来的益处。在我们的世界里，正如我多次指出的，才智有可能普及众人，但机会并非如此。从长期获得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在人民缺乏途径获得知识、市场、资本和机会的国家，要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十分艰难，有时则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可发挥调节器的作用。通过向人们提供获得知识和潜在市场的途径，各种网络可为那些缺乏机会的地区创造机会。

在过去一年中，我在肯尼亚亲眼目睹了这种情况。那里的农牧民在开始使用移动银行技术后，收入提高了多达30%。在孟加拉，30多万人报名通过手机学习英语。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妇女企业家使用互联网获得小型贷款并与全球市场接轨。

世界上经济地位最低的亿万人民有可能在生活中效仿上述取得进步的实例。在很多情况下，互联网、手机和其他通讯技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对农业所起的同等作用。现在，小小的投入便能产生巨大效益。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手机普及率每增加 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便能增长将近1%。具体而言，如果以印度为例，那将相当于每年近100亿美元。

与全球信息网络连通就好比踏上了通往现代化的阶梯。在这些技术问世的最初几年，许多人以为它们将在世界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划出鸿沟，但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今天共有40亿只手机在使用。手机使用者中有很多是小贩、人力车夫和其他历来缺乏受教育及其他机会的人。信息网络是实现平等的有力手段，我们应共同使用这些技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不再有匮乏之虞。

我们完全有理由满怀希望：当人们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时，他们将能取得巨大进步。但毫无疑问，也有些人正在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实现其阴暗目的，而且将继续这样做。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犯罪集团、性犯罪者和独裁政府都妄图对全球网络加以利用。正如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趁机实施阴谋，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也要利用互联网进行煽动和恐吓。当我们努力增进这些自由时，我们也必须打击妄图利用通讯网络进行破坏并制造恐惧的人。

各国政府和公民必须保持信心，作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核心环节的网络是安全且有韧性的。这不仅仅是几个小黑客污损几个网站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信息网络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网上银行业务、电子商务活动以及保护亿万美元知识产权的能力就全都岌岌可危。

面对破坏这些系统的活动，各国政府、民营部门和国际社会必须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当黑客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为非法牟利攻击网络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帮助执法机构进行跨辖区的合作。儿童色情以及遭到贩运的妇女和女童所受的剥削通过互联网为整个世界所见并为剥削者借以牟利，对这种社会弊病也应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欧洲理事会在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方面的努力及其他方的类似努力促成了对此类犯罪起诉的国际协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还希望为此加倍努力。

我国政府及国务院已经采取措施寻求通过外交方式来加强全球网络安全。国务院有大批人员从事这项工作。有关人员一直在协同努力。我们还在两年前设立了一个专门协调有关网络的对外政策的办公室。我们致力于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论坛应对这一挑战，并把网络安全问题列入世界性议题。奥巴马总统刚刚任命了一位新的国家网络政策协调员，来帮助我们更紧密地协调工作，以确保每个人的网络都是自由、安全和可靠的。

某些国家、恐怖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明白，美国将保护我们的网络系统。那些在我们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破坏信息自由流通的人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公民社会构成了威胁。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将承担后果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靠互联网连通的世界里，对一个国家的网络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人的攻击。通过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国家间建立行为准则，并鼓励尊重全球网民。

最后一项自由或许是罗斯福总统与夫人多年前所思考和论述的自由的必然内含，它源于我前面已提到的四项自由，这就是连接自由：政府不应阻止人民与互联网、与网站或与彼此连接。连接自由如同集会自由一样，只不过它是在网络空间。这一自由允许个人上网，聚集，希望还有合作。一旦上网，你不必是大亨或摇滚乐明星便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对孟买恐怖主义袭击的最大规模的公众反应是由一位13岁少年发起的。他使用社交网络组织了献血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大型跨宗教信仰的吊唁簿。在哥伦比亚，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召集起全世界190个城市的1200万人，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恐怖活动发出抗议。这些抗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恐怖主义示威活动。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经历了十年军事行动中人数最多的弃甲和脱队事件。在墨西哥，一位对毒品暴力行径忍无可忍的公民发出的一份电子邮件像滚雪球一般发展成遍及该国所有32个省的大型示威活动。仅在墨西哥城就有15万人上街抗议。因此，互联网能有助于人道社会抵制鼓吹暴力、犯罪和极端主义的人。

在伊朗、摩尔多瓦以及其他国家，网上的组织动员已成为促进民主、使公民对可疑的选举结果表达抗议的重要工具。甚至在美国等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也看到这些工具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这里2008年的总统选举。（笑声）

与这些技术相连接的自由可以帮助转变社会，但同时也对个人极其重要。我最近被一位医生的故事所感动——我不想说出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千方百计要为女儿的罕见疾病作出诊断。他征询了20多位专家的意见，但仍然没有答案。最后，他是靠互联网搜索引擎得到了确切的诊断并找到了治疗方法。这就是不受限制地使用搜索引擎技术之所以对个人生活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今天概述的这些原则将成为我们对待互联网自由及其技术使用问题的指导方针。我要谈谈我们在实践中是如何应用这些原则的。美国致力于为促进这些自由投入必要的外交、经济和技术资源。美国是一个由来自各个国家、反映全球各种利益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当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合作时，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受益。当冲突与误解造成国家间的不合时，美国肩负着比任何国家都更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处于有利位置，可以抓住这些随相互连接而来的机遇。我们作为如此众多技术的诞生地，有责任确保它们从善使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能力，以推行我们在国务院称之为21世纪外交方略的规划。

重新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工作重点并非易事，而适应新技术也鲜有捷径。当电报技术开始使用时，它给外交界许多人带来严重焦虑，因为天天收到发自华盛顿的指示不是一个百分之百令人欢迎的前景。但正如我们的外交人员最终还是掌握了电报一样，他们也在为掌握这些新工具的潜力而努力。

我引以为豪的是，国务院已经在40多个国家展开努力，帮助那些声音被压制性政府扼杀的人。我们也在努力使这个问题成为联合国的工作重点。我们正在将互联网自由纳入我国重新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后提出的第一项决议案中。

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美国支持开展这些努力已有一段时间，侧重于尽可能切实有效地实施这些项目。美国人民应当知道，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的国家也应当明白，我国政府致力于促进互联网自由。

我们希望让人们掌握这些工具，用以增进民主和人权，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为实现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目标争取全球支持，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帮助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

因此，我今天宣布，未来一年中，我们将与实业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一道，确立发挥联网技术威力的长期努力，利用这些技术推进我们的外交目标。我们可以依靠手机、测绘应用软件和其他新工具来增进公民权能，辅助我们的传统外交。我们能够解决目前创新市场存在的缺陷。

请让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我想设计一种手机应用软件，让人们能够对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各政府部门的责任心和工作效率打分，并能够发现和报告腐败行为，实现这一设想所需的硬件已在几十亿潜在用户的手中，而且所需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成本较低。

如果人们利用这项技术，就可以帮助我们有的放矢地使用对外援助经费、改善人民的生活并鼓励外国投资方对负责任的政府投资。但目前的情况是，移动应用技术开发商尚无资金援助来自行开发这项技术，而国务院现在还缺乏使之成为可能的机制。不过，这项行动应当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使小笔创新投资能够带来长期回报。我们将与专家共同努力，为这种风险投资项目确定最佳框架。我们还将需要科技公司和非营利机构的人才和资源，才能尽快取得最佳效果。因此，在座各位如有此类才干和专长，我谨在此邀请你们鼎力相助。

与此同时，有些公司、个人和机构正在设计和开发各种已经能够推进我们的外交和发展目标的创意和应用技术，而国务院将展开一项创新竞赛活动，让这项工作立刻得到推进。我们将邀请美国人提交应用软件和有关技术的最佳创意，它们应能有助于消除语言障碍、克服文盲局限、将人们与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和信息连通。例如，微软公司已经开发出网络医生软件的原型，以便为偏远地区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创意。我们将与竞赛获奖者合作，为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创意提供资金。

这些新的计划将大大充实我们过去一年来的重要工作。为了促进我们的外事和外交目标，我召集了一个有才干而且经验丰富的团队，领导我们就21世纪外交方略展开的努力。这个团队前往世界各地，协助各国政府和团体善用连接技术的益处。他们发起“公民社会2.0行动”（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协助基层组织进入数字时代。他们在墨西哥制定了一个协助打击毒品暴力的方案，让民众向可靠的来源作出不露痕迹的检举，以免遭受报复。他们也将移动银行带进阿富汗，现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同样的工作。在巴基斯坦，他们建立了一个首创的移动社交网络，称为“我们的声音”（Our Voice）。这个网络已经产生了数千万条讯息，并将希望抵制暴力极端主义的巴基斯坦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在短短时间内，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将这些技术的承诺转变成深富影响力的结果。可是仍有许多方面尚待努力。在我们和民营部门及外国政府联手推广21世纪外交方略的工具时，我们必须谨记彼此都有责任捍卫我在今天所谈的自由。我们坚信，信息自由这样的原则不仅是良好的政策，也不仅和我们的国家价值观相连，它还具有普世性，并能产生经济效益。

用市场语言来说，一家在突尼斯或越南的审查环境中运营的上市公司，其交易价格总是低于在自由社会运营的同类公司。如果企业的决策者没有全球性的新闻和信息来源，投资者对其决策的信心终将下降。实施新闻和信息审查的国家必须认识到，从经济角度而言，审查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贵国的企业无法获取其中一类信息，其增长必将受到影响。

在制定商业决策时，美国公司日益将网络和信息自由视为更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和外国政府会密切关注这一趋势。最近有关谷歌（Google）的情况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我们希望中国当局对导致谷歌作出日前宣布的网络攻击事件进行彻查。我们也希望调查及结果透明。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源泉之一，令人惊叹。中国现在有如此多的人都在上网。但是，限制自由获取信息或侵犯互联网用户基本权利的国家面临着使自己与下一个世纪的进步隔绝的风险。美中两国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不同，我们希望在两国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之下坦诚和持续地处理这些差异。

这个议题不仅关系到信息自由，最终还关系到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将会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它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是有一个互联网、一个全球社会以及一个造福并联系全人类的共同知识体，还是支离破碎、获取信息和机遇要取决于居住地点和审查者的心血来潮。

信息自由有助于维护作为全球进步基础的和平与安全。从历史上看，不对称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面对严重纠纷或危险事件时，当事双方能够了解相同的事实和观点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民可以思考外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对于这些政府向美国国内传送信息，我们不设置障碍。但是，在实行信息检查的社会中生活的公民却无从得知外界的看法。例如在北韩，政府极力使其公民与外部意见完全隔绝。这种信息流通的不对称不但增加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容易使微小的分歧升级。因此，我期待那些希望看到全球稳定的负责政府能和我们携手合作，改变这种不对称的情况。

对公司而言，这个问题所关系的不仅是道德威望，而且涉及公司与用户之间的信任。世界各地的用户都希望自己所依赖的互联网公司会提供全面的搜索结果，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守护他们的个人信息。获得这种信赖并且基本上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将在全球市场蓬勃发展。我确实相信，那些失去用户信赖的公司，最终将失去用户。住在任何地方的人都希望知道，他们放在网上的东西不会被用来加害于自己。

审查不应被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以任何形式接受。在美国，美国公司需要采取有原则的立场。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品牌的组成部分。我相信全世界的用户都会回报尊重这些原则的公司。

我们正在重振“全球互联网自由小组”（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作为应对全球网络自由所受威胁的论坛。我们敦促美国媒体公司主动采取措施，质疑外国政府对于审查和监视的要求。民营部门也有责任协助保护言论表达自由。当他们的业务交易有可能破坏这种自由时，他们需要考虑什么是正确的，而不只是寻求短视的利润。

我们对于目前通过“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所做的工作倍感鼓舞。“全球网络倡议”是一项由高科技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学术专家和社会投资基金共同合作，回应政府审查要求而做出的自愿努力。这项倡议不仅仅是申明原则，更是建立旨在宣扬真正责任感和透明度的机制。我们承诺支持负责任的民营部门参与护卫信息自由，作为我们承诺的组成部分，国务院将在下月召集一次高层会议，由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和玛丽亚•奥特罗（Maria Otero）两位副国务卿共同主持。会议将召集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共同讨论互联网自由问题，因为我们希望与合作伙伴共同应对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我相信，追求我今天所说的自由是正确之举，但它也是智慧之举。通过推进这个议程，我们将使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经济目标以及我们的战略重点一致起来。我们需要努力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网络和信息使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使我们的全球社区概念得到扩展。鉴于我们面临的诸多巨大挑战，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人民汇合他们的知识和创造力，帮助重建全球经济，保护我们的环境，战胜暴力极端主义，建设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和实现其天赋潜力的未来。

在结束今天的讲话时，我要请你们记住星期一在太子港的废墟中获救的那个小女孩。她还活着，已经与她的家人团聚，并将有机会长大成人，因为网络把一个被埋得很深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国家、群体或个人继续被埋在压制的废墟之下。当层层审查墙把一些人与人类大家庭隔离开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因为听不到那些人的呼喊就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

因此，让我们重新作出承诺，为这一事业而努力。让我们把这些高科技化作推动全世界取得切实进步的力量。让我们并肩前进，倡导这些自由——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也为了应当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每一个机会的年轻人。

非常感谢你们。（掌声）

转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英文原稿见这里。

2010年是上海世博年。上个月，老宓邀我先期探营上海世博会。走马观花，窥豹一斑，谈不上什么心得，其间行程也安排得很紧，比较接近实战，所以就只记下两点粗浅感受。

第一感受，世博会忽略了对指定旅行社的培训。按照上海世博会预计，展会期内将有7000万人次来上海参观旅游，其中1500万海内外旅行者将通过旅行社组织参观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些旅行社包括已公布的两批世博游指定旅行社计38家，其中28家为外地旅行社。仅以这次探营的支持方，新世纪旅行社为例，即是获世博会指定的浙江中旅旅业集团旗下24家营业网点中的一家，如以此计算，届时就将有近700家外地大小旅行社受指定承担来沪游客运输、引导的服务。从截至去年底已预售的1200万张世博会门票分布看，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购买量占据九成左右，也就是说，在这部分游客中又绝大部分会选择短程游，看西洋镜似参观完几打展馆中的两三座后就可能直接从园区返程，而他们对于上海的了解就只能依赖同车旅行社导游的介绍。但从我观察，这些导游并没有获得较完整的对于上海人文历史、特色传统、城市理念等信息，外地游客充其量也就算是听个去过上海的同乡介绍上海。至少我听到的介绍是这样的，上海寸土寸金，孩子们幼年最大的快乐就是睡觉时可以从老虎窗眺望见满天星空，上海既有外滩这样的万国建筑也有蕃瓜弄滚地弄，上海带有殖民城市特征，解放前有座公园门口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再要么说上海人精明，并且是可以脚蹬皮鞋穿着睡衣漫行南京路的那种。可以不算歪曲不算误导，但，我不知道当“上海世博会”届时被割裂成一个外来参观者眼里依旧陌生的上海和一个西洋镜里的世博会，对于这长达11年的申办、准备的付出是否值得。我们在车上每人都拿到了世博会的官方宣传册子，但对一座已经建城1258年的城市在那里，导游却讲的十分陌生，而对一个至少还有仨月才能全面完工的世博会园区导游却已经如数家珍，不能不说这是世博会组织方的疏忽之一。

第二感受，世博会忽略了对世博会使命的宣传。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官方网站虽已声明“The site is no longer available（这个网站不再使用）”，但输入5年前这个官方网站的网址依然可以看见这则声明，而被中央电视台评论发挥为罗格赞扬的“空前绝后”（原话为“truly exceptional Games”），更被我们称之为“取得巨大成功”的北京奥运会，时仅隔1年，就无论其国际域名beijing2008.com或中国域名beijing2008.cn的官方网站都显示“无法显示该页面”。虽然之前有报道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会继续沿用该网站，并表示“网友可通过链接继续浏览北京奥组委官方网站内容。今后，促进会官网将秉承北京奥组委官方网站优势，宣传‘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城市发展理念”，事实是自它从新版正式上线到消失，比我博客存在的时间还短，以后我们要回顾这届从会前就交杂着普世价值与“爱国情绪”意识形态争锋的盛会，就只有访问IBM负责运营的奥运会官方网站。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提出了要打造“永不落幕的世博会”，为此与城市最佳实践区同作为本届世博会的创新项目之一，上海世博会开设了“网上世博会”，但从现在看来它还只能算一个与腾讯合作的在建的QQ游戏。从目前包括官网的宣传，其手法让人也感觉仍是克隆北京奥运的手段，功能过于局限在为招引票务的鼓噪，以至回来后我只好通过自己查找资料来回答关于为何举办世博会的疑问。

我发现，其实世博会在创办初期，形式多为综合性博览，且最密集时两届综合性世博会仅相隔2年，如1876年费城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后随即1878年就举办了第3届巴黎世界博览会，而及现代，尤其是从上世纪70年代至2000年正式确定综合性世博会5年举办一次的规定之前，30年总共举办过12届世博会中，但仅有2届是像本届上海世博会一样的综合性世博会，分别是1970年的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和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我通过与同时期的奥运会比较，又惊奇发现，这30年里仅有的两次综合性世博会竟然与本次上海世博还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与本国承办奥运会时间非常紧密。大阪世博会是举办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6年之后，92年西班牙正同时承办着巴塞罗那奥运会，而这两届世博也成为近当代最为有影响的世博会，大阪世博会承接东京奥运开始的日本社会转型，彻底改变了日本国民的精神面貌，是日本进入现代化国家的标志，而1992年世博会和奥运会后的西班牙则乘势一举改变了该国“北富南贫”的不平衡发展。如果我们在奥运会后的世博会依然只是为展现我们改革开放的发展速度和成果，并不能延续两年前我们通过奥运做出的走向世界的姿态，进而影响并建立我们通过开创未来对现实的改变追求，这是非常不够珍惜的。

两种忽略，并非偶然。无法表达一座使命的上海和无法表达一届使命的世博会症结却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已不习惯在文化范畴思索问题。当2009年初国家统计局向上修正2007年经济增长数据，中国已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而去年底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又将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提高0.6个百分点至9.6%后，实际预示中国已有可能超越日本取代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际情况是，虽然我们仍坚持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却是一个可能5年内就有望GDP达到世界总量1/4，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3的即将跃升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也许哥本哈根大会让我们错过了奥巴马在领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说，那篇演说除了44次提到战争，还提到了“文革”，提到我们遥远的中国老子，“我知道，在遥远的中国，有一种宗教，叫道教；我知道，在五千年前的东方，有一个圣人叫老子。在我获奖的翌日，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道长，送了一本书给我：《道德经》。我知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一。我打开了书，于是那些智慧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于是，我明白了——我知道，我信仰上帝，但我从不排斥，世界上任何一种智慧的声音。”而此时在老子的故乡，文化外交却似乎如国内的文化工程一样，我们只习惯于接纳掌声与赞美，而根本上拒绝批评与臭鸡蛋，我们更习惯于用经济指标和经济利益来衡量发展，这连辛格也因此质疑中国除了GDP还有什么。“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至今从来没有被任何国际组织定义的概念，1973年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时说，第三世界也叫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一直是一个沿用冷战思维的混用概念。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个人认为，经济指标作为区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已经不对等。如果说六七十年代东京奥运与大阪世博会完成的使命是使日本社会脱离“近代日本”实现向采取“大众民主主义”形式的现代“大众社会”转型，那么2年前的北京奥运与今年上海世博会应承担的使命就是要重建适应全球化潮流和中国自身变革急需的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外交价值观，至少要有利平复这个大国正遇到的文化价值焦虑。经济的发达与发展中已经不适宜解说中国当前和即将到来的未来遇到的问题，面临必然来临的社会转型，塑造当代中国的价值观才是转型的分水岭，这是新中国从量实现到质的飞跃必然跨出的一步，倘若不然，我们就会跌入一个陷阱之中。

我们曾是一个价值观领先与创新的国度。儒释道文化以及大小各种传统曾经在世界范围产生巨大的价值观辐射，更是在周边国家形成了中华文化圈和朝贡体系。但现代社会是建立于跟儒学紧密契合的王权体制和宗法社会的崩溃的基础之上，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本身里那些独具慎终追远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群体的整体性消失，儒学已经成为相对于现代社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陈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以“打倒孔家店”作为旗号，反映的正是觉醒的国人对于要求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奔往“新民”、“立人”的觉悟，而释迦牟尼的佛教本身作为出世教义也与现代社会追求以人为本相形虚幻，甚至其本身在中国当下也已成为一种敛财工具，少林方丈都几乎已是CEO。另观西方社会，虽然把“价值观”一词引入外交词汇的时间不出百年，但是造就了其政治伦理的一个重大进步，最直接的佐证就是上世纪初1914年至1939年25年里就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二战后的六十多年里世界相对步入以发展为主导，原因就在之前的国际关系涉及的往往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但自考虑价值观后，就从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到涉及是否善恶的价值判断。或许民族主义者会反感西方的“价值观”，就像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们质询西方国家凭什么要新兴中的我们减排来为他们以往的排放埋单，在西方还作为殖民者掠夺我们之时又何尝考虑了民主、平等和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但别人过去不讲价值观并不意味着现在不能讲，就像我们以往在他们的工业时代没有排放并不意味在全球气候面临危机时却可以不负责任大排大放一样，所谓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学会正义还是邪恶的价值判断，并且这个正义是需符合普遍人的个体发展，而不是使普遍人变为服从。或许我们的教育会告知我们，我们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价值观，我们确实也在建国之初依此明确定位我们自身要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一如现在的北韩，但是伴随冷战结束，伴随中国入世之后融入全球化市场的努力，所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际根本无法运用于国家间的“文化斗争”，有关论述只在国内有，而在国际上根本已被悬置，成为存而不论的国家标签之一。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作为现代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自由、平等，这既能够反映我们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又能够适应世界基本潮流，反映人类共同的需要。胡景北在去年末撰文针锋相对黄亚生的《为什么需要左派》一文最末针切时弊的说出“中国需要左派，但中国需要的是自由主义的左派，是在反对更大更专制政府和争取个人权利的同时实行收入再分配”；自由、平等，现在是我们敢不敢于真实承认，并且敢于把自由这种人应享的权利还给人民。

我们也曾经创造过相当的经济增长繁荣。历史上的清末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终于1894年，一共33年，也是一段改革开放三十年。据一些资料记载，在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时，也因学习欧美，引进先进的产业，曾使晚清一改积弱衰败的态势，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海军更成为当时的世界第四强，当时慈禧在颐和园检阅舰队，也是盛况空前，观者无不精神抖擞，列强也对大清刮目相待，慈禧被当时国人称颂为中兴之主，尧舜再世。因此彼时将与日本开战，世界舆论一边倒，都认为将是大清帝国对弹丸日本的单边屠杀，但结局却令举世愕然：洋务灰飞烟灭，大清进入土崩瓦解之势。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30年似乎都是一个宿命的周期，晚清洋务运动进行了30余年，民国建立在大陆是30余年，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持续了30年，如今又到了改革开放30年。30年是一道坎，如果没有转型，就会陷入循环的停滞和衰退。持续30年的改革正在随已经不可持续的旧模式失效而失去动力，这绝非杞人忧天。2009年救市的4万亿投资及天量近10万亿的信贷扩张，虽然促使中国经济在年初剧降之后又大幅反弹，但只要换算这10万亿的信贷最终只换来以够“保八”的1.6万亿的GDP，依靠这样的投入产出，通胀的压力就会越堆越高。而长久赖以发展的以制造和出口为主的实体经济又面临稳定性越变越差，能见度越来越小的全球经济限制，持续产能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和内需依然不足的老问题，即使未来迎来全球性经济危机结束，外需奇迹般重新恢复，按照旧有增长模式，可能衰退会更早，因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力就将会在那样一种不计成本的增长模式中被短期内迅速消耗干净，所有情况都注定我们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头。那么我们的内需为什么迟迟不能改善呢？从经济上看，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还占到GDP的50%以上，而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与此同时，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这近20年其中出现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经严重制约居民整体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提升，国富并不能使得民强；再从政治上看，同样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政府凭借其独特的体制禀赋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比较优势，将公民权利压缩到了维持和被动增长的水平，可以这么说，中国在短时间内的持续高速成长就是建立在弱势阶层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城镇大规模下岗、深度的环境破坏、对农民土地的低价获取等等，国民低权利成本优势在此间增长过程中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不仅使中国以政府主导的超高投资率的经济结构得以幸存，但也造成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严重透支。这些就足以解释为什么近年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社会暴力开始蔓延，并非是受新媒体带来的负面作用，而是社会在长期追求利益机制下开始涌动的民众对于维护自身权利的觉醒。促进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新动力来自从消费不足转型，而政治的低消费也是一种消费不足甚至将直接抑制必须面对的社会和政治转型，不然就可能因之前高速经济增长缓解的利益和权利矛盾在日积月累后一旦经济陷于低迷时期突发释放出能量，而事实上，所谓“保八”究其本质也是中国的执政者们已经意识到，以中国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以及文化精神，是不足以应付经济增速陡降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样，从利益治理机制转向价值观建立就更显得刻不容缓。

现在看来，我们所处的这30年关和一个半世纪前另一个30年关是何其相似。洋务运动的失败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近代经济制度未能建立，因为那时政府就担心积富于民，所以代表当时新生产力的新兴产业几乎全是官办，洋务几十年，国家垄断一切产业，民间廖无资本，而现在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潮流，稍不同的是国家的垄断集聚在资源性的上游产业，那是能更有效率的控制赢利；再者是近代政治制度未能建立，晚清政府也一直以“国情”和“民众素质”为由，拒绝引入近代的民主政治，洋务几十年，始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政治上，搞不懂民主政治对近代社会经济的促进和保驾护航作用，直到洋务运动灰飞烟灭，也没把政治改革提上日程。今天，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也依然有许多政治禁忌，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这段话出自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一个正义、健康、能担负责任的，有自由思想理念的现代化中国要比一个生产力过剩导致中小民营企业垂死挣扎、社会缺乏诚信、不能直面真相、不善思考、缺乏理想和信仰、贫富分化隐藏动荡、资源丰富却浪费和污染严重、价值观模糊的中国更加让世界期待，而往往我们自己却没有勇气追求我们内心认为正确的事情，并且把一些错误转嫁给一直都没有真正掌握过话语权，甚至没有可以选择权利的民众。

爱国是一种真实的情感，而不能成为主义；国自国民存在即始，而不是始于某个人、某个团体。无论家乡还是祖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也注定会要成人长大。人，三十而立，也许近代30年宿命周期的所以存在，就在每场变革三十年后，中国社会却在传统政治的桎梏下不能解放伴随变革已经到了而立岁月的新人有自己的个体、个性和尊严，依然当民众是未成年人心理继续给以“保护”，结果而立之年却发现爱国的代价只是成为主义的奴隶和附庸，但其实这是社会经济政治走到必须转型的时期。

我还是个比较理想化的人，并且我相信城市是能使生活变美好的。所以当我听韩寒这段关于世博的演说，7分钟时就叉了浏览器，说实话我喜欢他的文章但不喜欢他这篇演讲。毕竟让从小在城郊金山长大的他来谈上海城市显有为难，就像这次带队的导游，她也一定不会知道其实我们的童年根本不是什么老虎窗的星空，而是每个市区的“小宁”都有一座公园的记忆，像我就是鲁迅公园，我还不断遇到过中山公园的、复兴公园的，作为上海人的睡衣，她也不会懂那曾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标签，解放前只有有钱人和交际花才可以穿着睡衣出门，前者显示悠闲，后者显示风韵，此风建国后渐渐普及正说明解放后普通人生活在变出美好，劳动者也可以悠闲起来，而风韵，哪个女人会不惦记风韵，所以上海人会认为提出“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意见的专家和官员肯定不是上海人，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这其中蕴含的城市文化和追求，这样的规定几近没有天理。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能够穿越的人，翻开中国世博幻想历程，从上奏《盛世危言》的郑关应，到仅仅作为当时一个小说家的陆士谔百年前就写下与当世无比相似的《新中国》，再到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受此影响写下《新中国未来记》，都在提出举办世博会时不约而同把中国举办地选在上海，绝不仅仅只是巧合。百年前的上海已是租界林立，从利物浦到达的第一批英国人按照家乡的样子修建了黄浦江边的外滩、十六铺码头、公平路码头，作为一贯热衷用建筑征服世界的法国人在这里照搬他们的城市街道，福州路就是圣日耳曼大街的文化气息，淮海路就是上海的香榭丽舍大街，金陵路是佛里沃利大街，复兴公园就是巴黎第六区的卢森堡公园，郑关应们所以选择上海应是看到了他们眼里“新中国”的出路就在转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城市社会的转型，从东方集权社会向西方民主文明的迈进，而这一切在当时只有上海是为国人在最近的滩头竖立样板。而英语中，文明叫做“Civilization”，野蛮是“Savagery”，如果联系城市“City”和乡村“Village”这两个单词的构成，答案也可见端倪。

以北京奥运会为中心，恰好与上海世博会举办时间呈对应的就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海世博会举办于北京奥运21个月后，中非合作论坛则举办于北京奥运21个月之前。而就在那届峰会两年后对后续行动进行中期评估的开罗高官会上，传出的却是这些热烈拥抱中国援助的国家发出了批评的声音，“我们肯定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们也欢迎他们的投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对良好的统治和民主非常敏感。我们目前无法着手考虑对统治不力的几内亚和尼日尔实施制裁，而中国却背着我们达成其他交易。”如果我们仍相信展示自己的GDP增速和施予它国经济利益可以换取政治利益，显然就幼稚了，在近域，台湾政策依然陷于僵局就是一个例子，对外则西方自金融危机后虽然淡化了奥运会前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批评，但同样因西方本身多元政治的存在不可能做出任何政治让步，而即使一贯赞赏中国的非洲部分领导人现在也已经在根据当前的国际准则和更宽广的眼界督促中国在非洲“帮忙而不添乱”。在国内，最近的曹操墓事件也很能看到官民对于经济利益和价值观上产生的分歧，一座曹操墓，在安阳市长眼里就是“建成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是“每年至少能带来4.2亿元的经济效益”，而对民众则是因其真伪引发对公权力的质疑，我们一边不能以讲出实情和真话来捍卫公权威信，一边则构建超级“网络管理国境线”防民胜于防川，其实我们忽略了，400万美元或许能换回被海盗挟持70天的“德新号”，却不能让海盗永远远离中国商船，高速成长的经济的确使一部分国人先富起来，但仅仅依靠人的欲望和利益冲动来推动的社会发展，而将政治自由等核心价值用括号括起来，一样难免把一个大国结果打造成经济上的巨人和文化上的侏儒，重而再次走进衰败的宿命。

1904年的世博会是中国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出席的一届世博会，时领衔参会的溥伦王爷却身兼慈禧的秘密使命，考察立宪并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只是清政府意识到转型已经太迟，最终丧失了在历史机遇前的主动。无论第一届世博会上那水晶宫会馆首开现代建筑风格之河的突破，还是巴黎世博会埃菲尔铁塔表现出史无前例从前所未有高度俯瞰城市的气度，都代表着世博会都是一种引领社会转型与变革的突围象征。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就像当代中国的两张底牌，它们最终是组成一组强大转型的逆胜排列还是又只是一次华丽却依旧重复的推牌，将同样预示出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看世博会绝非只是看一场西洋镜，参与世博会就是应让每个人知晓我们其实参与的是一场与世界接轨、带着使命感的转型。但愿我以上的看法也仅仅只是几句“盛世危言”。

上周末，朋友阿竹应浙江某影视公司之邀作为上海媒体赴杭采访张安麟新年音乐会，命题是“了解杭州打造音乐之都的理念以及展望未来”，赞助方是杭州某烟厂。这事我听说就觉得有点好笑。作为得过格莱美奖，纯粹ABC的张安麟，父亲福建长汀宣城人，母亲是上海川沙人，除了之前报道因此把她称为“上海的女儿”，和杭州几乎浑身不搭界。这有点像上海世博会除 了有正宗出生于上海的姚明，还硬拉上辽宁沈阳的旗人朗朗和香港人成龙凑成形象大使一样，我是不太清楚朗朗和成龙与上海有什么关系，顶多成龙有个私生女在上 海吧。以一个“上海的女儿”来打造杭州音乐之都，然后邀请一拨上海媒体专程过来捧场，叫我觉得滑稽，加上我了解杭州的办事风格和平台，所以临行前晚我让阿 竹千万做好思想准备，这趟采访一定不会轻松，特别是食宿行方面。结果阿竹那天的经历比我预想的还糟。

回到上海的阿竹就跟我大大抱怨了这趟采访的经历，“对杭州的印象从此是负数”。先是下午四点多在杭城就被无数的士拒载，只能改坐公交去杭州大剧院， 结果开往大剧院的公交在倒数第二站就剩下阿竹一个人，司机干脆想让她下去等后面的车，然后是花了比坐动车组还多的时间好不容易到达大剧院，又不光误了招待 媒体的便当，还发现大剧院附近就根本没有一个吃饭的地方。晚上演出的大剧院居然是不开空调的，但这至少已经让她庆幸，毕竟比自驾过来上海电视台的几位同仁 运气要好些，电视台那几个不光被公关误导了路线，还连中饭也没混上，三点多起就一直只能在大剧院里干坐，每人只有两杯白开水。直到过了子夜我想她总该吃饱 住暖了吧，但阿竹的回复是，“不能入住，邀请方没准备押金，酒店不认账”，而日程安排一早七点半又得起床赴杭州市某领导见面，真怎一个“囧”字了得。

我 慢慢跟她解释，首先不光杭州市，整个杭州地区的交通都有可笑的地方，比如在下午四五点遇上出租车拒载是常事，因为连我至今也没想通，为什么杭州地区出租车 交接班时间是安排在乘客的下班高峰时段，那时搭车取决的并不是你去哪里而是司机要去哪里；再则杭州自提出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许多新建行政、公共设 施都移建、新建到滨江一带，但杭州的交通尤其轨道公共交通设施却才匆匆起步，以致早已新建的现代化区块却因过于超前而实际利用甚至不如它的周边县级卫星城 便利，遇上找不到吃喝也属正常；其三，杭州人其实不善城市管理，但文章可以做得跟他们的风景园林一样漂亮，任何一级机关都可以写出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一样赏心悦目的文件。

末了，阿竹还是对此行非常“窝色”， 一连说出“太恶心”、“太扭曲”了，想不通杭州人干嘛那么恨上海，“有本事不要说杭州是上海的后花园，有本事不要跟上海有关系也不要到上海来”，在她看来 有些事摆到上海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杭州的出租司机如果在上海，一个月被投诉的罚款会超过他的工资，作为经常要凌晨一两点下班的报社编辑，在上海她从来不 会遇到因计程司机家和乘客家相背整座城市而遭拒载的经历，她认定作为旅游城市，光这个管理细节就足可以毁掉前途。

然而这样的矛盾对我已经司空见怪，这也养成我在杭州多年处事低调的习惯，我也不禁想起最近在上海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上月28日，在摇滚上海2009上，上海本地乐队顶楼马戏团压轴唱了一首《上海不欢迎你》，一曲爆响，被认为“从另类角度反映了上海市民看世博会的眼光”，但不知何因，不日这首曾在内地视频网络广为转贴的歌曲就几乎一夜间被和谐到几乎难以觅见；二件是平安夜前一日上午，上海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主持人阚晓君在节目里回复发来“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的听众，“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又被引爆发“滚门”事件（也 有称“团团门事件”），几乎重新引燃长久未竭的上海人外地人之争。当粤语歌曲已经被内地接受了二十余年，当奥巴马在上海的Town Hall也以沪语“侬好”作为开场白，当越来越多的新上海人填进我幼年生长的空间，以至现在我回家都有时不得在这个城市的一些场所对不会上海话的外来务工 者开国语，我发现针对上海人的争议却越来越渗透进这座城市里面来了，俨然已不是主客战，倒似有些德比味了。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 西，可是我们身上都没有人民币”。我不知何因要和谐掉顶楼马戏团的《上海不欢迎你》，因为仅这一句说的就是真到不能再真的经济道理。即将过去的一年是上海 自浦东开发以来最困难的一年，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实现生产总值是6612亿元，同比增长5.6%，低于全国GDP7.1% 的水平，同时也是1992年以来上海GDP增幅的历史最低纪录。上半年上海工业增长幅度在全国排倒数第二，第三季度排倒数第三。我不禁联想改革开放初期， 广东有曾一度吃香于上海的时期，那时上海街头的报亭有卖《羊城晚报》和《深圳特区报》，连像餐饮，甚至机修一类铺子也会使用广式广告词做宣传，但是紧接着 之后上海又把上世纪80年代领风气之先的粤广甩到后面，1992年到2008年整整17年上海经济连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这源于那段上海在做后卫的时期并 非无所事事，而是做了一系列经济布局，率先引进第三产业概念，凭借置换到外环蓄势待发的2000多家制造业企业引得外资进驻带动内环服务业发展，从而重新 占得领跑地位。但随着进入新世纪以来，税收、环境、土地、劳动力等主要要素的成本提升，如要获得持续发展就不得再次做出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在工业制 造业发展放缓连带随工业崛起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也随之日益变窄的情势下，只有提升发展消费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不是简单的餐饮业，七浦路、虬江路市 场这类基本服务业，而是需要高端消费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比如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城市定位需要来这座城市的人身上带着的是人民币、美元、欧元，不然上 海就会在今后继续今年跑不过中国经济均速的实际，再次沉没。

顶楼马戏团的《上海不欢迎你》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报告，它其实并非仅针对 外地人，因为它开头就唱到，“上海不欢迎外地人也不欢迎上海人，上海只欢迎一种人就是有钞票额人”，并且在结尾以这样的现实背景发出邀请，“全世界有钱人 都来勃起”，我觉得很真实，没有什么可以异议。而上海人叫外地人吃不消也许也就出在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思想赤裸裸，“团团门”事件中，晓君隐喻地说出 “滚”字也是上海文化里很平常的一件事。别说对外地人，上海人之间也经常用“滚”这个字，这样的表达方式。我外公与其堂妹王丹凤绝交就源于文革中有次走门，王丹凤在外公临走时吩咐家里的阿姨去烧碗水煮蛋，因为蛋前面可以接那个字，所以外公当然是要动气了，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影响到两家人其他的亲眷关系，我娘舅当年因为恋爱的事被外公赶出家门，整理好的皮箱上就贴了外公写的“滚”字，但到老人家过世前想的最多的还是儿子和孙子，再说那支现在陕西的中超——中新浐灞队还在上海叫中远的时候，每逢德比，蓝魔都会朝申思和成耀东喊“滚”，人家还不都是地道生在上海的上海人。

我出生在上海，我妈生在上海，我外婆生在上海，我外婆的母亲也生在上海，所以即使我现在不在上海，上海也只能是我的motherland。甚至，这样的记录可以打破周立波， 往周立波头上查三代也不见得拿得出这样的记录。在我的比较里，上海人的排外远没外地人对上海人的畸议多。一是人口比，上海《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字，截至去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1888.46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371.04万人，仅相当于中国人口的1%，但 全国人口中像向电台发去短信的那位听众一样对上海人持“讨厌”态度的绝不可能低于1%，且仅凭常住人口中户籍常住对常住人口比例，上海市包容的外地人占上 海本地人的37.74%，而全中国只需要包容上海人1%，如果加上上海每天要接待的全国流动人口，这所谓歧视被歧视的强弱对比比例就更加悬殊；二是所谓优 越感，其实自来上海也没有天生的优越感，上海人需要的更是认同感。曹聚仁，被周总理盖棺定论称赞的“爱国人士”，半生里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上海法学院、复旦等大学任教授，在他著写的《上海春秋》 开篇就是这样叙述的：“（上海）三百年前比不上浏河，百五十年前，只敢以苏州相比，夸下口说‘小小上海比苏州。’至于扬州，实在太光辉了，高不可攀，怎么 敢比拟得上？”这本书写于1962年，可以想见，也就是顶多从现在算来两百年前，当时上海人看扬州那神色应该和现在江西人说起上海差不多，但如果那时候的 某个早晨有个上海本地人跑到南昌城去指出不能把“清晨我张开双臂拥抱太阳”说成“天麻麻子光我敞开胛骨俚箍到逆头”，估计是会被老表们一顿饱拳的，事实上 我现在也不敢向江西人民提这种要求。但现在，在上海，有人向上海人提了，那听众的优越感显然应该在上海人之上。

谁不说咱家乡好，这“好” 就是相对性，也就是优越感，这感觉上海人有，同样所有有家乡的人都会有，可你再有优越感总不能在别人家里待着还说讨厌人家。就像大部分上海人是不会想到没 事登个东方明珠太空舱，因为只会把那当成家具一样的陈设，没人会想进到自己衣橱里住一晚吧，上海不论被冠以金融中心也好，文化中心也好，这是别人冠的，在 上海人心里，上海只是自己的家。

在众多关于此事件的指责里其中有种说法是针对晓君的搭档小畅的不明白“他一边说讨厌，为什么一边还要待在 这里（上海）。”认为是“幻觉的高端人群”不知草根的无奈，认为像发来短信诉说自己讨厌上海话讨厌上海人的听众是“（外地人）为了生计，在不喜欢的地方， 不喜欢的单位，从事不喜欢的职业，这对很多普通民众来说是太普通、太正常了”。好叫！这样的评论实在是偷换论点甚至偷换命题了。到底谁比谁更无奈？上海人也有底层人群，他们生于厮爱于厮却不得不与越来越进入的外来精英竞争，为了与温州炒房团拼一点蜗居，人家失败可以退守家乡，就像魏武挥看横戈，BlogBus就算在上海打不开局面，退守郑州老横也会坚持下去，炒房团也可以见风不对收手还乡，但那些不得不投入与外地人竞争中的上海人有退路吗，且不说这，近年上海高校一直在缩减本地招生计划而相应增大外地考生入校机会，并可能在今后部属高校中将本地招生比例调减至30%， 仅复旦今年招收的3000名本科新生中上海本地生已仅占34%，本地考生填写志愿稍有不慎就可能本地一本的成绩而只能协调去外地上二本的大学，而回来后又 要与这些出自家门口名校可能高考成绩还不如自己的毕业生竞争岗位，这笔帐不知谁计算过没有，又到底是谁逼得上海人将面临生计更加无奈，是交通台的君畅吗？

一 曲《上海不欢迎你》说的是成为上海人的经济压力。外地人，如果你有梦想成为一名金融家或戏剧家，我诚恳的说，你一定要到上海来，但如果仅仅像《蜗居》里勤 恳的海萍那样只最终想在这里买上一套三室两厅，真的还是不用来，因为那样你可能就此讨厌这里。一句“请以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城市”，电台君畅敲打出的则是 提醒如果你确定要留在上海就需先融入这座城市视自己为城市的一员。确实，上海是有同中国许多城市不同的地方，就算再不认同现在上海的人，就算没有到过上海 的人，提起上海都一定会自觉不自觉联想起外滩，联想起那些被描述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梁文道就曾在节目里认 为正是外滩迥异于当时中国传统的众多建筑打造了那个年代超脱于政治的丰富文化氛围，而再有了张爱玲，而再有了对上海的共同记忆。我一直纳闷，如果上海人真 的有如许多外地人想象的不堪，那长居上海向来以骂人著名的绍兴人鲁迅，我怎么至今却没有看到有他写过专门骂他的山阴路上海邻居或上海人的文章，反倒带头骂 上海人的是当代文痞，那个在上海新书发布会上会抢着与上海人韩寒握手的倒霉王朔。 这是因为上海是一个人们必须遵守或许迥异于你传统中国式生活习惯，要求做到细心、周到的规范性秩序城市，这是一座人的城市，它也许无法让你站在人民广场同 样看见解放军叔叔升起五星红旗就感觉再五湖四海而来都是到了自己向往的地方，帮忙，那是北京，上海首先得维持有效运转密集的城市人群，你如果在路上停下来 就可能影响到你后面往前赶路的人，所以你最好不要抱怨。文章的开头我说了阿竹在杭州的抱怨，其实换我在上海应该也没这么多闲工夫来写这样长的日志，实在是 杭州太休闲了，所以连它的出租车司机也可以和我在同一时间赶回家晚饭，而我也因为在这个城市选择低调的入乡随俗，好像没选择给FM918发一条表示讨厌杭州人的短信。

在上海就请视自己为上海市一员，没有人会必须排斥你，张晖和孙中界的 “黑车钓鱼”案，前者是安徽人，后者是河南人，两人在上海工作，出事时驾驶的则分别是挂着安徽、浙江牌照的汽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在上海获得公正审理与 获得公众支持，和这个案子所反映的精神一样，只要你是站着，别人就没法让你跪下，同样的，只要你认同你所处城市的价值观，别人也就接纳了你。上海作为一个 中国最城市化的地方，对于“上海人”的认同早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族群认同感，并正由以前的出生地认同转型向城市价值观认同，而上海话却正是这个城市文化即价 值观要素的重要部分，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看，方言的意义存在于其社会性范式的建立过程之中，方言的消亡则意味看一种文化、历史和民俗的消亡，假如有外滩、 大世界特质的上海有天也变得失去特质，她，还是上海吗。

当然，上海有她现在的不足，从以下一组数据可以反映，东京的面积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但东京人口却是上海的三分之二，却城市危机小于上海，东京地铁载客量是7000万人/公里，上海目前还只有区区360万人/公里，这导致就像美剧《老友记》 里你很难想象那6个年纪一把工作多年的纽约人可以没有车，但在上海也许根本不行，所以上海仍将提速，仍会不断完善城市运营效率，而就金融体量和金融人才而 言，上海目前都不到纽约的十分之一，艺术时尚体量更只有纽约的百分之一，这都是即将迎来上海又一次转型的潜力和机会，不要以为上海人就是小家子气只顾自己 家门口事情，只要把这点家门口事做好了就是崛起一座国际大都市，而国内其它城市要进入这样的消费性服务业转型尚需要后续完善从城市定位、经济布局到结构调 整和效率提升，这是上海城市特质决定的。

相信阿竹此行对杭州的抱怨也会在今后逐渐转向刮目相看，因为今天的上海或许就是明天的中国，她的 发展正在被借鉴，现在许多城市，甚至小城市都能让我感觉它们已经像十年前的上海，因为中国正走着一条城市化的道路，也许现在讨厌上海人的有天你一不留神却 发现原来自己也已经“上海人”化了。